2016年7月7—10日，“亚洲消费者和家庭经济（ACFEA）第11届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树仁大学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由亚洲消费者和家庭经济协会（ACFEA）主办，香港树仁大学承办。本次会议以“全球化背景下消费者行为与家庭经济”为主题，对全球化背景下消费者行为与家庭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总结、探讨与展望，就费者行为的转型升级与家庭经济的趋势以及推动全球产业发展与转型，进行了深入交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门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机构代表、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国内的企业与专家学者代表共计15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威尼斯84881威尼斯84881潘建伟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并就“中美居民休闲消费行为比较研究”进行主题发言。现将部分专家学者学术观点介绍如下： 

中国香港学者CheCheong Poon与其Chui Yin Ng在《家庭收入不均的测量方法：以香港为例》主题发言中指出：研究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首先要做的是测量收入不均程度。尽管基尼系数是一个普遍应用的衡量家庭收入不均的离散统计方法，但仍需要其他测量方法作为补充增强其稳健性。本文使用基尼系数，胡佛指数，S80/S20比率和戴尔指数作为分析重点。据香港人口调查局资料，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达到0.537，这意味着一个相当高水平的收入不均，因此，本文选用香港作为案例来分析评估4种测量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根据香港家庭收入分配专题报告官方统计数据，分析得到2001年和2011年按当前价格计算的每月家庭收入分布作为原始数据集。数据经处理后通过四种测量方法得到结果如下：基尼系数由2001年的39.05增长到2011年的44.31；胡佛指数由2001年的57.09降低到54.305；戴尔指数由2001年的24.5增长到2011年的25.1；S80/S20比率由2001年的3.8889增长到2011年的5.5556。通过均值独立性，人口规模独立性，对称性，Pigou-Dalton转移灵敏度，可分解性，统计可检验性6个标准的对比检验，基尼系数能满足除接收者间可分解性的5种标准检验。此外，在4种方法中只有戴尔指数能同时满足收入来源间和接受者间的可分解性标准。因此，基尼系数是最合适的收入不均测量方法，戴尔指数是其最佳补充的测量方法。使用基尼系数与戴尔系数，可以观察到收入不平等的普遍状况，这将方便政府推出相应政策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 

美国学者NiltonPorto，Jing Jiao Xiao等在《中国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城乡比较》主题发言中提出：2014年底，在中国发行的信用卡数量达到4.6亿张，占所有发行银行卡数量的比例为58.7%。尽管如此，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国的信用卡普及率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储蓄率仍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培养更多的国内消费者的信贷需求，包括更多的传播信用卡。在本文中，选取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随机样本家庭，通过对29500人进行访谈，获取他们的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详细信息。以信用卡的持有、是否使用信用卡全额付款为双因变量，比较中国城市和中国农村用户的信用卡需求的风险态度，经济预期、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工作状况及支出等相关因素，得到二元分析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经济状况、风险态度和经济预期的情况下，一个农村的家庭相比一个城市的家庭不太可能有一张信用卡，中国城乡之间关于全额支付信用卡余额的情况没有区别。这说明在农村中国信用卡的低需求可能是供应侧上存在障碍，即生活在农村缺乏与信用卡接触的机会，使得信用卡在中国的使用量下降。而拥有信用卡的农村消费者在正在以潜在的非安全的方式管理他们卡片，在农村地区的信用卡的增加可能有益于农村家庭。政策制定者和信用卡发卡机构需要意识到农村家庭在办理和利用他们的信用卡时所遇到的障碍。如果目标是增加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信用卡使用，更多的努力应该放在帮助农村企业接受信用卡的形式来付款。此外，在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银行将有利于消费者熟悉信用卡和增加对信用卡的需求。 

中国台湾学者Chung-ChuLiu、美国Jason C.H. Chen在《用Q方法论购房者的观念类型：一个实证研究》主题发言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投资房地产是一个重要的决断。当谈到购房的时候，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这项研究选用立意抽样得到30个购房者样本，进行问卷调查，使用Q方法筛选出购房者的各种观念类型。研究结果表明，Q分析方法基于购房观念将购房者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型：1.生活期望：这种类型相信购房子以降低现代生活的压力和帮助实现高标准.2安全稳定：这种类型认为购房可以增加稳定性和安全感.3.激励动力：这种类型认为买房子是一个激励因素，并能提高自我表现。4家庭规划：这种类型认为购房的目的是确保家庭的幸福和安全。5.金融投资：这种类型认为买房子是一个重要的金融投资。这些结果显示了购房者观念的目前状况，给房地产经纪人了解他们的客户提供了一个参考。但由于研究受限于Q方法，Q-sort需要受试者的数量不超过36个问题项目数，这意味着受试者的数量小于36。另外样品不是随机选择，意味着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可能有问题。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1、本研究只发现五种观念类型。2、对购房观念类型没有进行比较分析。 

日本学者Yoko Niimi与Charles Yuji Horioka在《代际转移对日本和美国家庭财富差异的影响》提出：代际转移对家庭财富差异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在理论上模棱两可，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和美国的代际转移的详细数据，研究遗赠倾向的代际转移关系、人类遗赠动机以及遗赠分割的态度。文章使用的数据来自大阪大学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组。这个调查询问了关于被申请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他/她的家庭成员以及整个家庭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收集了被申请人的各种偏好参数信息，如利他主义，风险规避，时间偏好和外部性。此外，它收集了大量代际转移的信息，包括关于遗赠动机和遗赠分割的态度问题和被申请人是否期望收到他父母和岳父母的遗赠。本文主要的假设检验：(1)收到或将要受到代际转移的人更有可能将他们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孩子；(2)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接受遗赠的人往往更富裕和来自更好的家庭；(3)计划将他们的遗赠留给孩子的人往往是来自更富裕和更好的家庭。此外，本文也将调查人们把遗赠留给他人的理由分为是处于利己还是利他主义。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代际转移造成家庭财富差距，家庭财富差距代代相传的理解。同时，比较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代际转移趋势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和制度因素是否会影响人们的遗赠行为。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研究得到关于继承税和赠与税等的政策启示，这些税收政策拟将有效地降低财富的不平等。 

韩国学者Jin HeeYang与Ji Yea Park在《家庭收入对二胎生育计划的影响：韩国的家庭与儿童》 主题发言指出：目前，韩国低生育率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引起人们对于社会人口下降的担忧。本文使用1650个家庭有6岁儿童的数据用来分析韩国家庭收入、孩子教育、抚养费以及母亲就业状况对二胎生育计划的影响。在调查参与者中，有7.4%的家庭有二胎的生育计划，92.6%的家庭没有二胎生育计划；家庭月收入在0～2517美元的占32.4%，在2525～5034美元的占56.1%，在5042～8390美元的占10.8%，超过8400美元的占0.7%。孩子教育支出在0～419美元的占30.7%，在420～839美元的占44.3%，在840～1258美元的占15.5%，在1260～1678美元的占7.3%，超过1677美元的占2.2%；全职母亲占28.1%，兼职母亲占14.7%，无业母亲占42.8%。分析得出结论如下：1、家庭收入较低对于二胎生育计划有着负面的影响。2、孩子的教育以及抚养费用较高对于二胎生育计划有着负面的影响。3、工作中的母亲对于生育计划有着负面的态度。此外，全职母亲相比兼职母亲对于生育计划有着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些发现表明对抚养和教育孩子有利的消费支出财政政策以及保障母亲就业状况的扩展性政策，会促进韩国家庭的二胎生育计划。